开国中将廖汉生回忆困难时期

发布日期：2025-05-22 13:04    点击次数：60

廖汉生

1960年春，我上任不久，军区政治部的同志当面交给我一份来自基层的报告——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2大队政治委员关于某学员反映家乡问题和派员调查结果的情况报告。

这份报告中反映：寒假结束后，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2大队7队党支部组织学员座谈，汇报假期中所了解到的大跃进情况以及学员在家乡宣传总路线、参加人民公社集体劳动的情况。一位家在安徽阜南县的学员谈到家乡几个村子因缺粮而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问题。7队党支部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大队党委如实做了汇报。

大队党委的同志认为，人民公社再缺粮也不至于饿死人，而此时学校的“反右倾”整风学习刚刚结束，因而怀疑某学员可能是在造谣或夸大事实。从这个怀疑出发，2大队党委当即派人前往当地调查。调查人经过县委同意，向学员家庭所在的生产大队党总支委员会做了详细了解。

这个生产大队由22个自然村组成，共有969户、4569人。1959年当地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旱灾，128天无雨，秋季作物大大减产，从1959年底到1960年春各村相继断粮，断粮时间有的40天，有的50天。有的生产队因为备荒措施较好，搞了一些代食品和红萝卜，虽然缺粮但生活多少有些保障。而全大队由于断粮时间长，加上其他原因，截止2月27日共死亡1002人，死绝的27户，主要是没有粮食吃而患浮肿病死的。接着，这份报告把每一个村子的原有人口数和死亡人数一一列出，并且说明“据生产大队总支委员会谈，该生产大队死亡人数在当地属于一般情况”。

报告提出：由于我们在工作中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故向军区政治部反映。因原始材料在送县里审查时被扣留，只凭调查人的记忆，在某些情节上可能有出入。

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是，这是个别地区个别现象，尤其是在当地128天久旱无雨的情况下，县委已经采取了措施，53个孤儿已集中到公社，粮食问题已解决，每天每人数两至半斤，各生产队不等。

报告还说明，已要求某学员和调查人员不得将此情况外传。

报告最后署名：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2大队政委吴生才1960年3月17日。

读到这样一份报告，我的心情十分沉痛。从报告人到军区政治部，再到我，每一个读到它的人，开始都不敢相信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人民翻身解放10年之后，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照耀下，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饿死人的问题。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相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它以确凿的数字揭露了灾害的严重程度及其恶果。

从这份报告中，我也感受到反映问题的学员、调查人员和写报告的同志，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实事求是的态度、秉笔直书的胆识。

我把这份报告夹进笔记本里，一直保存到今天。

对于我国农村发生的严重灾害和城乡人民生活遭遇的严重困难，各部队都有所反映。我在与山西省军区同志座谈时了解到，该省耕地面积4500多万亩，受灾2900万亩，其中颗粒无收的1100多万亩，遭受灾害最严重的兴县、临县、五寨等11个县，减产30%以上，每人每日只有5到7两粮食，浮肿病普遍发生。这些县都是我曾经战斗过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山西全省1700万劳动力，能够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仅有200万人，而且生产情绪不高。

我从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也了解到，河北省受灾面积达95%，受灾人口达45%，因饥饿而浮肿、因吃野菜而中毒、因抵抗力低而患伤寒的情况普遍发生。

1960年10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向我们通报了山东、河南等省发生严重缺粮、饿死人的严重情况，指出问题发生的原因既有天灾也有人灾，并传达了党中央发出的紧急指示。军委扩大会议为此研究决定了军队降低粮食标准、支援地方劳动力、搞好农副业生产等措施。

11月9日，军委办公会专题讨论对山东、河北灾区如何大力帮助的问题。杨勇和我代表北京军区参加。会议通报了山东、河北两省的情况：灾情严重且持续时间长，口粮不足，生病和死亡数量惊人而且仍然上升，人口大大减少，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人心不稳。会议指出其根源：一是没有正确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二是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打人风等严重，三是干部特殊化，四是集体领导原则被破坏。

会议要求我们：安定部队，既看到大好形势又正视严重的困难，要有过穷日子的打算，做好家在灾情严重地区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大力救灾，继续节约粮食，军和军区机关在每人每月定量36斤、32斤的基础上再减1斤，搞代食品，不与民争食；群众偷拿部队的粮菜不准打，而且应主动送一点，支援地方劳动力，组织医疗队派往灾区，维持社会治安；搞好生活，搞好食堂，搞好农副业生产；晋冀鲁豫等灾区停止征兵……

会后，我们立即将军委指示向各军级单位紧急转达。

军区常委会专门研究了支援地方的问题，积极开展助民劳动，以缓解农村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军区根据上级要求派出检查组，对各部队占用农村土地情况进行认真清查，将多占的土地退还或赔偿给当地，以增加农村耕地。

在地方遭遇严重困难的同时，部队也遇到同样的困难。杨勇司令员和我对军区司令部的伙食进行了一次检查，并与管理部门的同志座谈，了解到浮肿病在机关各伙食单位均有发生，而且人数还在继续增加。我们责成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突击治疗，以使患病的同志尽快痊愈。

在军区政治部，我听取了关于干部情况的汇报，感到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干部的精神状态，一个是身体状况。随后，军区政治部召开干部工作座谈会，我进一步了解到干部的健康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体重普遍下降。军区党委常委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机关和干部尚且如此，基层部队的情况更为严重。

196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军区领导同志分头下部队调查了解情况，我到了驻河北、山西的野战军、省军区、军分区。

1961年元旦刚过，杨勇司令员和我一起来到驻天津的第66军和河北省军区，重点了解部队的生活问题。我们下连队，进食堂，看病号，了解到基层担负的任务重、干部战士体力消耗大而供应却不足，造成浮肿病的发生不算少。有一个团发病300多人，有一个营发病人数达三分之一，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备、训练、施工等项任务。同时我们也发现，有的部队首长和后勤主管干部与发病严重的单位住在同一营区，竟没有亲自到这些单位去看过。我们严肃批评了这种官僚主义作风，责成其立即纠正，要求各级干部深入基层，深入食堂，抓思想，抓生活。

从1960年底和1961年初两次下部队了解的情况来看，我感到，部队的基本状况是好的，但是也确实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浮夸、弄虚作假的不良作风，必须大力扭转和纠正。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我出席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这次中央全会以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视全国农村发生的严重问题和城乡人民的生活困难，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确定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农业为基础、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真正把农业摆在了第一位。九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及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损害农民利益的做法和作风，提出对损害农民利益的坚决退赔、坚决兑现，这对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起到推动作用。

会上，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朱德、陈云副主席都讲了话。毛主席着重讲了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的问题，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之年。

我向军区党委全体会议传达了九中全会的精神。我强调：应当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全会的精神，特别是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坚决反对浮夸和弄虚作假，要深入实际。

党委会议针对部队中存在的浮夸和弄虚作假的不良作风，提出：坚决反对浮夸作风，认清这种作风的性质和严重危害；工作中要冷热结合，多做少说，说到做到，扎实工作；提任务要从实际出发，求实效而不图虚名；各级领导要下去调查研究，采取措施保证师以上机关经常有三分之一的干部下基层，实行面对面的领导。

会后，军区常委再次分头下部队调查研究。杨勇司令员与张南生副政治委员一路，我和郑维山副司令员、吴先恩后勤部长一路。我们一行到驻山海关、秦皇岛、唐山一线的部队调查，严肃处理了某师首长弄虚作假的问题。回到北京，各路负责同志把下部队了解的情况和处理问题的意见向常委会做了汇报。从下部队的情况来看，我感到“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要变为现实，成为习惯，还需要下很大的工夫，不是说一下就能办到的，过去如此，今后仍将如此。

1961年5月31日至6月12日，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周恩来同志作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最后一天的会议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他对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等问题发表讲话，并做了自我批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破产还债”的口号，以使广大干部懂得不要剥夺农民利益，谁侵犯了农民，如不改正，谁将被打倒。会议要求恢复共产党在人民中的信誉，同心协力，共赴困难。

为了度过严重的困难，在教育干部战士树立战胜困难信心的同时，军区党委常委会专题研究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确定采取口粮定量、厉行节约和瓜菜代等多种办法度过饥荒，要求各部队建立农副产品基地，大力种粮、种菜、养猪；明确开展农副业生产的目的是补助供应标准不足的部分、保障和改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支援国家和地方。

为了保障干部战士所需热量，北京军区一度派出部队和汽车到内蒙古草原上打黄羊。打来的黄羊一部分给机关和部队，一部分送给军委、总部和老帅们补充营养。后来，黄羊都被吓得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了，打不到了。

解决供应不足问题的根本措施，还在于开展生产。军区后勤部长会议提出“抓好军内生产，管好部队生活”的口号，并提出生产的目标是争取用I年左右时间达到蔬菜、肉食、饲料自给，粮食部分自给并有节余。军区各部门联合办公会确定了生产方针：基地生产与就近生产相结合，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与适当增加土地相结合，手工劳动与逐步增加机械化程度相结合，平时与战时相结合。

我们将全区部队分成几类下达生产任务。战备值班部队除搞好本单位的养猪种菜外，基本上不担负生产任务；部分部队一半时间训练一半时间生产；另有一些部队专门进行生产。

军区机关在北京市郊区的洼里、北苑、黄寺等地建立了生产基地，所有军区首长每个月都要利用休息日到司令部洼里生产基地劳动，逢年过节至少要拿出一天时间来，即使是下部队或外出开会的出发前回来后，也要抽空去干点活，看一看。

军区抽调兵力在唐山的柏各庄和天津的大站、山岭子等地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农场，在白茫茫的盐碱滩上开荒种稻。各军和省军区、卫戍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

1961年12月中旬，我和郑维山副司令员、吴先恩后勤部长来到正在开发的唐山柏各庄农场考察。我们查看了水库和引水干渠，看望了在这里施工建设的部队，与农场和部队干部一起讨论确定了今后的方针和任务：长远规划与目前所得相结合，抓紧冬季施工，保证干渠引水，保证春天能种上2万到3万亩水稻，保证当年有所收获。

回到北京，军区召开了办公会议，决定在柏各庄投人两个师的6个步兵团进行生产。

为了解决柏各庄农场的建设问题，军区党委常委会和首长办公会进行了多次研究，并派郑维山、吴先恩同志上门与河北省及唐山地区负责同志协商解决。我也在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主动汇报军区生产情况，取得支持。

经过农场和生产部队的艰苦奋斗，昔日盐碱荒滩的不毛之地很快就变成了沟渠纵横、一望无边的稻田，并且在1962年首次获得丰收，以后粮食产量逐年提高。至今，柏各庄农场仍为北京军区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

当我们总结1961年工作时，我感到这一年部队面貌有了新的变化：呆在机关少了，下部队调查研究多了；浮夸和弄虚作假的作风基本纠正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有所恢复；不敢讲、不愿讲真话的少了，讲心里话的多了；部队中的浮肿病消灭了，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善。

1961年，全区部队在沙、碱、薄、洼的荒地上总共开垦出耕地39万亩，生产粮食1340万斤、蔬菜1.73亿斤、油55万斤，存栏生猪6万头。1962年，耕地扩大到52万亩，生产粮食4538.9万斤、油519万斤，除了补助部队供应标准不足的部分以外，还上交国家450万斤，上交总部16万斤，补助子弟学校和医院38.8万斤。1963年，全区已建立农场29个、生产基地41个，在遭受特大洪灾的情况下仍然取得增产粮食27.3%、油料14%,生猪2.4%的成绩。

1962年1月11日，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规模之大是建党以来的第一次，来自中央、省、市、地、县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共约7000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

我的家乡桑植县的两位书记也来到北京参加大会。我把他们请到家里，又找来了3位红军同乡和贺龙元帅的子女，一起听一听家乡的情况。

“七千人大会”是一次全党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大会，是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会，是一次空前民主的大会。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主席在1月30日下午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他以刘邦礼贤下士、项羽霸王别姬的故事告诫全党，要让人讲话，让人批评。毛主席讲话之后，大会又进入一个高潮，来自各部门、各省市的同志纷纷在会上进行检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周恩来同志代表国务院、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分别做了自我批评。同时，大家纷纷把近年来党内生活不正常所压抑的一些意见讲出来。看到这种情景，我由衷地感叹：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打下了基础，为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克服困难、同心同德地继续前进创造了条件。

根据会议精神，军区党委对过去在“反右倾”运动中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和平反。1962年8月27日至9月27日，我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这次全会批判了“以邓子恢同志为代表的主张单干的方向性错误”，粉碎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翻案和新的进攻’，，揭出了“X为首的高岗余孽阴谋反党活动”。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还会存在，并且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斗争中来，因此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十中全会，将几个月前刚刚开始恢复的实事求是和党内民主的气氛破坏掉了，将有利于农村休生养息的“包产到户”政策破坏掉了。

1962年11月24日至12月5日，中共北京军区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我致了开幕词。杨勇同志代表军区党委总结了自1960年3月至今两年零八个月的工作：在国际上有风浪、国内经济生活遇到暂时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战胜了严重的困难。